王海波曾专程探望步入晚年的许世友。许世友热情地取出佳酿款待他。“你我父子俩性格颇为刚烈，昔时我们常有过激烈争执。你父亲那脾气始终未改，很多人对此都难以适应。”
许世友话音刚落，便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眼中流露出对昔日战友的深切怀念。王海波，开国上将王建安之子，与许世友同具直言不讳的性格，因此二人之间不免有些许摩擦。
王建安，出身于湖北一户贫瘠的农家，自幼便饱受村里地主的欺凌。在他16岁那年，他毅然决然地背井离乡，投身于吴佩孚麾下，成为一名士兵。
军阀体系内部充斥着污浊之气，从师长级别的将领到普通的士兵，无不沉迷于酒色赌博，贪污腐败成风。王建安深刻地认识到，旧军阀的体制并非他能够立足之地。
在军阀与地主的沉重压迫下，民众们痛苦不已。恰在此刻，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志士仁人，他们高扬“反帝反封建”的旗帜，始终将百姓福祉置于心头。
王建安迅速对这一群体萌生了深深的向往。自脱离旧军阀的束缚后，他四处探访，终于打听到这个组织的名字——中国共产党。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期，它曾是北伐劲旅的先锋力量。
然而，自“四一二政变”发生以来，中国共产党面临了极其严峻的困境。即便如此，王建安深信不疑，这些人正是引领中国底层民众走出困境的救星。
当全国陷入一片“白色恐怖”的阴影之中，王建安毅然决然地在战火中加入了党组织，仅仅三个月后，他便投身于黄麻起义的洪流。在这场起义中，他冲锋在前，第一个攀爬上了黄安西北的城墙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王建安为革命事业倾注了全部心力，逐渐成长为红军的核心力量。在长征前夕，他已晋升为红四军的政治委员。
尽管王建安的官阶日渐高升，他却始终秉持初心，一身凛然正气。然而，此类人物往往言辞直率，易招致他人非议。
王建安与许世友均曾投身于黄麻起义的烽火之中，他们的性格颇为相似，均属心直口快之辈。一旦心中有所不快，便会毫不犹豫地直言不讳。
在抗大共同学习的岁月里，学校掀起了一股批判分裂的热潮。这场运动虽源于善意的初衷，旨在强化红军的团结力量。
然而，这场运动不幸被投机者所操纵，不少在沙场历经生死考验的干部，无缘无故地被贴上了分裂的标签。延安城内，冤案频发，日复一日。
许世友与王建安勃然大怒，随即萌生拉拢数位关系亲近的干部重返老根据地，继续展开游击战。起初，两人意气相投，一拍即合。然而，王建安猛然忆起党的纪律，身为政委的他立刻认识到此事的严重性。
此刻，劝导许世友等人返航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，王建安不得不将这一情况上报给抗大校长林彪。结果，许世友的擅自离队计划最终宣告流产。
纵然许世友后来认识到了自身的过失，然而对于王建安此类举报他人之举，他深感不齿，自此，两人之间的嫌隙亦由此而生。
随后，毛主席亲自介入调解，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得以逐渐缓和。在济南战役的关键时刻，毛主席特地将王建安从外地调至山东，协助许世友指挥作战。最终，我军成功攻克济南，这两位英勇的将领也得以“一笑泯恩仇”。
新中国成立之际，毛主席盛情邀请王建安莅临中南海共叙友情，彼时江青亦同席。为了款待王建安，江青特地命厨房精心烹制了一道红烧肉。
在进餐之际，江青谈起了她所推崇的样板戏。这类演绎革命故事的戏剧作品，在那个时代独树一帜，然而，每一部样板戏都经历了反复的播放，以至于许多同志竟能够将台词熟记于心，甚至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。
这出戏堪称佳品，然而若是连番观赏，于民众看来，或许便会如同嚼了整整一个小时的甘蔗，最终变得寡淡无味。鉴于江青与毛主席的特殊关系，现场众人纷纷对样板戏的精妙予以赞誉。
王建安并未发表意见，仅用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，说道：“江青同志，这红烧肉闻起来固然诱人，但恐怕不能天天以此为主食吧？”
江青闻言，尴尬地轻笑了数声，迅速领会了王建安的言外之意。于是，在餐桌上，她便不再提及样板戏的话题。翌日，江青便派人向王建安赠送了众多尚未公映的影片。
王建安素以直率著称，他从不畏惧触怒他人。在那些特殊的岁月里，有些人凭借着巧取豪夺的手段，官位一路攀升。这些人除了擅长言辞，别无其他长处，即便身居显赫之位，亦未曾真正为百姓谋福祉。
在一场会议的讨论中，王建安直言不讳地说道：“中央存在一些所谓的‘火箭干部’，他们晋升速度之快令人瞩目，然而却始终未曾脚踏实地，投身于实际工作之中。”言及此，会场中那些被称为“火箭干部”的官员们不禁心有戚戚，纷纷将目光投向别处，不敢直面王建安的目光。
叶剑英忧虑王建安那直言不讳的个性可能引火烧身，频送眼神示意，劝其缄口不言。然而，王建安依旧言辞激昂，毫无保留地倾诉了自己的心声。
王建安性格坦率直爽，却绝非双重标准之辈。他对自身要求严格，始终坚守原则，坚决抵制任何资产阶级的恶习。
在深入农村参与劳动的日子里，王建安与各位干部共餐共宿，恪守党中央的纪律规定，农民吃什么，他便吃什么。尽管考虑到王建安身为开国上将的特殊身份，地方上的干部们意图在饮食上给予他特殊关照，但这遭到了王建安的坚决拒绝。
他向周围的人坦言：“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我担当将军之职，然而投身农村劳动，我与众人无异，均为劳动者。身为一名干部，我理应率先垂范，发挥引领作用。”
王建安对革命事业贡献卓著，其离世后，按其功绩，理应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。然而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却对子女留下了这样的遗愿：“我离世后，不求葬入八宝山，亦无需举办追悼会，愿将骨灰洒向故乡的田野，化作滋养大地的肥料。”
1980年7月，王建安辞世，享年七十二载。他的家人恪守王建安所立“五不”遗训，即不举办追悼会、不接受花圈、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、不对亲友告知、不邀请同志护送遗体进行火化。
王建安的离世显得格外凄凉，众多昔日同僚竟鲜有人知晓他的逝去时刻。作为一位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，王建安始终保持着那份不屈的浩然正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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